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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的双展办就像医院门诊一样，人山人海。有制作单位的，有艺术家，有各部门的人员，还有一些合作单位的，中间还要穿插各路媒体记者。一般情况下，双展办门口的办公区域又十分火爆，更显示出双年展正在越来越接近高潮。今天，7月31日，离本届上海双年展开幕还有37天了。每当看到这个倒计时表，我心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意味着未来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更紧张，同时也意味着光明快来到。
开了一上午会，全馆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到了双年展上，许多工作已一一落实到各个部门。下午，《艺术世界》张翔和刘晶晶一行来讨论双年展特刊的编辑事宜，我和高士名、项丽苹与他们一道飞沙走石、上天入地，把特刊的编辑内容勾勒而出。想必各类观众都会喜爱的，从中不但了解了双年展的作品，而且还通过双年展，爱上了艺术。
梁洁华女士来到了上海，今天在展厅里布置展览，明天下午三点是梁洁华艺术展开幕式。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今天晚上我们要为她的展览作最后的调整。这个展览已经前后筹备了近两年，想到明天要开幕了，衷心预祝这个展览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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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划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过程中，方增先馆长反复强调，在策划国际双年展中要传达出一种“东方意味”。因此，七年以来，我一直在心中秉承着这一精神理念，想方设法使之在上海双年展当中得以体现。到了2006年上海双年展，许江院长希望在“超设计”中营造一个标志性的、传统性的作品，能让人们在参观了本届上海双年展后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象。我为此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通过研读中国古代技术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工艺史等史料，掘地三尺，极力想从中找出一个中国古代超设计的典范来回应今天的超设计，终于，我想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斗拱。
在同济大学卢永毅教授的引见下，我认识了李浈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建工具的专家。在我们三人一阵神侃之后，遂设想以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斗拱为原型，在上海美术馆东大墙再显这一经典。过了几天，李浈教授率一群弟子前来跑马场勘查场地，来来去去好几次。画出效果图，一看，顿觉壮观。我就催着李教授介绍施工队，可是，今天的古建施工队，都忙得不亦乐乎，根本不会来与我一起“超设计”。经反复劝说，苏州古建大拿沈忠人前来襄助。他曾修复过苏州的虎丘塔、寒山寺等几十处著名古建。
今天，李教授和沈大拿一行前来上海美术馆，察看场地，讨论方案。可是，现在离双年展开幕只有39天了，制作预算又很高，真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超理想主义者能不能在现实中再显“超设计”。我想，佛光寺的斗拱会给我力量，我相信，超设计是不分古今，无所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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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睡在同济建筑系C楼玻璃柜里的古建模型> >
> >和阮仪三教授进行访谈> >
> >和戴复东院士进行访谈> >
> >戴复东院士正在拍摄他和徐和生的合影，旁为娄永琪老师> >
> >珍贵的记录：戴复东和徐和生当年的合影> > 为了寻找同济大学古建模型老工匠的姓名和身世，我已经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冒着炎炎烈日，和项丽苹一起走访了同济大学，在娄永琪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拜访了阮仪三教授和戴复东院士。但由于时代久远，和老工匠一起工作的人有的已经作古，在世的也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对于老工匠的确切姓名和身世都不能确定。一说，这两位老工匠都姓徐，为父子关系；一说，这两人实际为师徒关系。老工匠的姓名且不能确认，他们的身世就更加扑朔迷离了。难道，我们真的无缘揭开这两位老工匠的身世之谜？> >
今天下午，我们派出了小宝和金滇，再次造访同济大学，希望能从当年的档案中一探究竟。可喜的是，终于找到了老工匠徐和生的档案，从他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徐和生1934年到1954年的经历的证明人：徐永甫。由此可以推断，此人就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另一位老工匠！她们俩好像找到了稀世珍宝，在档案馆就喜出望外地给我打来电话。我在电话中当场作出判断，理由如下：1）阮仪三教授认为他们是父子可能是由于同姓的缘故。2）戴复东院士认为他们是师徒关系，1952年由陈从周教授在苏州玄妙观大修之时相中了老徐师傅，将他请到了同济大学。可是，老徐师傅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在1954年又将他的徒弟徐和生请到了同济大学。从徐和生的档案记录中，记载着他1918年11月10日出生，那么也就是说，徐和生在1934年正好16岁。在那个年代，16岁正是拜师学艺的年龄。如此可以推算出，1934年是徐和生拜老徐师傅为师的年份。也就是说，在档案上从1934年到1954年的经历证明人应该正是徐和生的师傅——徐永甫！
恰巧，2006年上海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总名单于今天下午3点正式对外发布，在发布之前得到这一消息，终于能在最后时刻将此次参展艺术家的总名单无一遗漏地向全世界宣布，似乎在冥冥之中，中国历代的老工匠和老艺人们在保佑着我们的这次“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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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刚生了个孩子。今天是他满月的日子，显然，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每天加班到半夜回家，他还在啼哭，似乎在欢迎着我，等到我躺下睡着了，他也不哭了，也睡着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很奇怪，突然一个孩子活生生的成为了自己家庭中的一员，我的心里好像又在适应着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有时候，他对着我看，我猜想他定能看出些什么，我又想到，我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是否也用着同样的目光看着我的父母，真的是很奇怪，这个孩子！
很多人都要为我的孩子取名字，陈龙、朱青生、刘小东、唐应山等希望他也叫“张晴”卢辅圣、范景中、胡晓明、高士名也想了很多古老的名字。范迪安说：要召集一个会议，大家共同讨论一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个名字更适合他。因为，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重要了。今天，我的老同学孙哲政来电问孩子的名字取好了吗？我只能说：这两天我赶紧想想。陈艳也来电话，说你今天要写写你初为人父的心路历程，不感性就不是男人了。我想，孩子的出生就是感性的开始，大概我刚刚成为一个男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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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到今天的《东方早报》，上面有一个醒目的标题：《IT企业命系“设计”？》。它的副标题是“国外设计管一时管不了一世。”想想真是悲哀，我们在这里千军万马做“超设计”，真没想到中国的IT企业如此不争气，走入这样的窘境。关键是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家里有好东西，还满世界去跑，磕头求拜去请人设计，好像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设计功能似的。其实，回溯一下中国古代“超设计”的资源，让中国全体IT人士来参观第六届上海双年展，感受“超设计”精神，定能思路泉涌，再获自信。这样就不可能再让我在报纸上读到诸如“倚重设计，学习三星，中国企业正在试图向设计寻找出路”之类的报道了。更不想看到“设计当成速成路”的死胡同。我在此真诚地希望：IT的精英们，别鼠目寸光，为了获得暂时的利益执迷不悟，走上一条不归的路。
9月5日一起到美术馆来吧，“超设计”会告诉你们的道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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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回家途中，敲开了药房的门，买了可坦愈美片、正柴胡饮颗粒和复方干草合剂。一回家，拼命灌药，一时间好像要把这些药变成补药喝下去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周铁海创作的《安慰药》，此刻我终于理解了，除了安慰，还有祈祷，除了安慰，还有想象，除了安慰，还有不知所措。
一夜醒来，还是同样的早上。一打开电话，已有许多留言，如同今天的曲子已定，唉——只能跟着哼调子了。我提着昨天买的药来到办公室，打开所有的窗口通风。随后高士名和曹晓阳也拎了一大袋药来上班了。此情此景真是无法言说。其实前两天在办公室里，大家已经感冒了，还相互赠送药片，以示关爱。在上海的方言中，“给人吃药”是一个阴险的贬义词，可是在双年展的战场上，“给人吃药”是一种战友般的情谊。这使我又联想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在潘冬子的爸爸开刀的时候，麻醉剂只剩下了最后一支，他却拒不肯用，要留给比他伤得更重的战友。我想，只有在战场上才有这种壮丽的英雄气概，双年展也一样，战友们共同面对着可视的和不可视的前方——
近日过度劳累，头昏脑胀，咳嗽不止，体力不支。即便这样，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来上班。一早，爱普生公司特派员从北京而来，为的是提供上海双年展参展意大利艺术家AlessandraTesi投影仪之事，而我希望他们做的是对整个上海双年展投影仪的赞助，他们又惊又喜，惊的是双年展使用的投影仪太多，喜的是能够和上海双年展进行两个大品牌的共同合作，因此，我试着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他们刚走，又来了群美女，她们是Artzinechina网站的记者，接受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她们从采访本届上海双年展一直到我个人经历，我一边咳嗽一边回答，讲到亢奋处，正逢咳嗽时，强烈的咳嗽切断了我想说出的一切，即便这样，她们还是问题迭起，没有一点放过我的意思。我也只能喝一口清水，定定神，舍命超设计。
正在此时接到电话，叫我马上去参加一点半双年展出席嘉宾的会议，我咬了几口三明治，中午饭都没吃，匆匆赴会，本届双年展又是嘉宾云集，为了尽可能满足数以千计出席开幕式的中外来宾，我们想尽办法，好让所有热爱艺术的人在超设计的引领下，共襄盛举。
此会刚结束，又来了一帮俊男倩女，他们是《艺术世界》的编辑，专程来与我们讨论出版双年展特刊。又是一番头脑风暴。法国设计师玛柯已等我一个多小时了，为的是整个双年展作品布置的调整。艺术家的方案总是一日三变，害得玛柯两个多月以来每天都在调整她的展厅设计稿，可是她天才的设计和专业的精神总是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很多次我找她修改，真是很不好意思，都有点开不了口了，可是她和我一样是一个超理想主义者，永远以她的微笑和我来讨论方案的改动。有时候她会做出令我都觉得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她对她自己的设计不满意，会从头到尾改一遍。这种消息对于我而言，既是感动的，但也是危险的。此刻，我只能闭着双眼，默念：“超设计——”
许江打电话给高士名，说图录上的文章写好了，今天发过来。许江问张晴文章写好没有，高士名说，已经写好了，今天早上已经给王伊悠去翻译了，然后许江表示惊讶，每次双年展图录的文章策展人总是拖拉，他总是第一个交稿，怎么张晴真的写好了吗？高士名反复强调，张晴就是写好了。许江只能在电话那一端哈哈大笑，这正是另一种超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