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吉的计划《人民的楷模》运用了人民广场的老地图，上海美术馆在这张上世纪30年代的地图上还是个跑马场。这栋建筑在当时是一个具体的场所，那里的娱乐活动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集体的身份。唐·安吉以互动的形式探索这种构建的身份，但在今天，取代它的是人民广场流动的理念，以及卡拉OK吧所创造的一种更破碎的集体性体验。这种体验以重复和差异为特征，基础是与各种程式化分类体系的不断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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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的发展如何影响了本土的分类系统和身份的建立？金相吉研究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他摄影作品中的图像让我们认识到每种象征性秩序的牢固性。在群像作品《下网系列》中，他突出表现了身份可以被单维地构建，而在他有建筑意味的习作中，一维的功能是他作品的核心，身份和功能性都是以透明方式来再现现实的概念。为了解构这些概念，金相吉在他的《重新装修》计划中运用的艺术策略是重新表现，以展现像人民广场这种功能暂时混乱的空间—这些空间由于其中流动性的实际因素，而无法被明确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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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休伍丝的母语是威尔士语，第二语言是英语。她现在生活在巴黎和柏林。由于这样一个生活背景，她的绘画、装置、雕塑、文章和电影在初期总是围绕着地域、空间、出身和个人身份认证这些主题。对艺术家本人来说，语言是社会组织和社会交流中的载体和具体事件发生的地方，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休伍丝女士在她对现代艺术本身及其周边条件的思考过程中，认定杜尚 (1887-1968)这一极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之一，是理解现代艺术的重要本源。她对杜尚做出很多惊人的新解释，并创造了很多自己的，具有时代感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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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斯·艾克曼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特定的空间或具体的社会情况下创作的，无论展出地点，还是某一城市环境。她对艺术材料的选择也完全依据项目主题，或就地取材，或壁上作文作画，对具体场景和环境进行物质性的和社会学性的微妙改变。有时候她从某一空间的形状特点出发，在这个空间里加上一些东西，赋予整个场景一种新的解释和定义。在其他情况下 ,她的作品形式完全取决于她对某一社会结构或社会问题的分析。给人一种轻松感是她作品的特点，每件作品都不会以气势压人，只是恰到好处地、潜移默化地补充着其所在的特定场景。艾克曼因为时间问题不能亲自来现场 ,但她的参展作品仍是依据上海的具体内容而创作。她利用全球新闻媒体对上海这一生机勃勃的城市的报道，搜集有关上海的各种议题，无论是预言还是偏见，无论是梦想还是愿望，囊括了各种对上海不同的看法。在一次长途飞机旅行中，她录下了椅背上闭路电视中播放的一套上海娱乐节目，同时还录下了周围乘客的一举一动。当然她所关注的是上海作为一种现象在影片中所表现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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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加纳尔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总是取材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主题。多年以来，他努力自学多种语言，并将他的勤奋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这仿佛是全球化过程中用自身做试验的实例。他的出发点是当代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人最基本的要求。他的收获有时是成功，有时是怀疑，有时是无稽。但是这一学习、理解的过程总是丰富了一个人的个性。因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这一过程对于一个现代人的灵活能动性是具有建设性的。加纳尔在世界不同的大城市骑自行车进行创作，首先遇到的就是身体和生命面临的危险。他在车辆稠密的城市交通里逆向而行，同时用录像机记录下迎面而来的所见所闻。他所选择的城市往往是具有社会或政治上的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现代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但是在双年展的录像作品中，他有意识地避免了众所周知的上海稠密混乱的交通状况，同时放映的录像片中开汽车驶过同一大桥的情景。选择了还没有向公众开放的杭州湾大桥。独自一人，在造作的浪漫中拥抱自然，得到的是与现实充满矛盾的图片，与骑在自行车上自由自在的感受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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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亚纳卡斯提罗德巴尔以纪实的方式考察人民广场。她的研究重点是历史地理档案，其中的分类再现系统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上海都市景观在20世纪的变化历程。德巴尔以一些人民广场的历史地图为起点，创造了一种对未来的考古，她的叙述类似科幻小说，以当前对原材料的科技研究为基础（这种方法可以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熵类学一门致力于对分解过程进行研究的学科来理解），这样似乎引入了一种对历史性反向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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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杰自 1990年代从事纪录片创作以来，一直以朴素的中国语言记录了十多年来中国人生活的变迁。《欢乐颂》记录了万众注目的中国春运，这是一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每年春节，人潮就会在中国大地上奔涌四起，构成了一幅快城快客壮丽得刻骨铭心的画卷。两亿农民工扛起彩条“蛇皮袋”，揣着积攒一年的辛苦钱，争先恐后，像潮水一般涌向车站和码头，从他们打工的快城插上快客的翅膀，向各自的家乡飞奔。春运，是中国特殊阶段发生的特大事件，这一事件不但给世人提供了视觉冲击力，同时也给世人以思考的平台，从中透视出当代中国快城快客在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城市学中相互的节点。

Zhang Weijie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documentary artist in the 1990s and has been recording changes in the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over a decade from his humble and sincere perspective. His Ode to Joy records the annual peak ‘Spring Rush’ travel period in China, a large movement of people that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across the world.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every year, people across the nation would go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to celebrate this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holiday with their families, constituting a soul-touching picture of ‘Translocalmotion’ (kuaichengkuaike). Around 200 million home-bound migrant workers would swarm to train stations, bus stations and piers, carrying their color striped polypropylene woven bags and their hard earned money that they had saved throughout the year. They scurry furiously towards stations and ports, hoping to make the trip from their places of work (kuaicheng) to their hometowns as soon as humanly possible. The Spring Rush is a major event that is only possible in China at this special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event not only has a great visual impact,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ciological,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urban features of “Translocalmotion” (kuaichengkuaik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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